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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风险规制权央地配置的能力依据 央地政府权力配置规则的定限模糊化，既可确保权力安排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为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提供必要空间，也有助于增强风险规制的贯通性。

该特定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有拘束国家的效力，其与国家的关系，表面上与私法上代理关系相似，但并不相同。钟赓言认为，行政是国家作用的一种，故而，行政的观念必以国家的观念为基础。

1899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自第11期开始连载德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也随之传入中国。在实定法上，行政官署是《诉愿法》《行政诉讼法》上重要的法律概念，行政官署的处分是诉愿、行政诉讼的事项，行政官署是行政诉讼的被告。陈新民曾恰当地指出：目前中国行政法学界普遍把行政主体的概念视为公权力机关，所以行政主体的概念也和行政官署接近。[43]参见屈茂辉：《机关法人制度解释论》，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5期。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3年第2期。

国家机关与国家的关系，犹如耳目手足与人类的关系，机关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两个人格。我国在重新塑造行政主体理论上，应当采用公法人概念。从日常状态到紧急状态的切换，意味着国家已进入一种非常态的政治状态，此时为排除针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重大威胁，国家会采取远超出一般应急措施的非常规处置，也要求个人承担更高的服从义务。

（一）何为拒不执行？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虽然都可归入妨害公务行为的行政处罚，但第1款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语词表述却不相同。应受处罚的妨害公务行为直接对接《刑法》中的妨害公务罪，鉴于两者在要件构成上的相似性，刑法学理对妨害公务罪的讨论，可成为明晰此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的借镜。紧急状态是国家依法宣布的一种非常的政治状态。摘要:  新冠疫情期间，妨害公务类的案件大幅增加，由此也引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应如何理解与适用的问题。

鉴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经验和教训，2004年《宪法》将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此处的紧急状态包括又不限于戒严，其适用范围更宽，也更契合风险社会的规制需求。既然要有危害后果或危险作为要件，这同样说明阻碍必须是行为人积极主动地对公务执行予以阻挠，如果行为人只是消极地拒绝或不履行不能归入妨害公务的行为中。

其二，行为人实施了强行冲闯行为，即行为人明知路上设置了警戒带、警戒区，却不听劝阻，强行通过这种情况在法律制度上的典型表现，就是权力大幅度扩展和‘权力一词进入宪法的重要条款，在法学上的表现是权力成为与权利平行的基本概念。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法学还没有产生过自己的一般理论，汉语权利义务法学只是外语权利义务法学的分支或其在中国的延展。过去西语法学只谈论基本权利，罕见基本权力的提法，但拉兹特别重视基本权力概念。

然后他又特别强调：我国宪法用了超过一半的条款和文字量规定权力的行使主体、具体内容和行使程序，还有相应的责任。学术界现在已提出了建设法学话语体系的艰巨任务，这是推动法学进步的重要抓手。可以说，中华文明的长存与伟大，道德为本的中华法系与有荣焉。而且西方法理学也在因应着这种变化：西语法学一直在适应着1930年代之后法律生活中权力体量和权力在法权结构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的变化，这点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有典型的表现。

童先生说：汉语法学应以指称权利权力统一体的法权为核心范畴。于是：权力在当代世界法权结构中所占比例较20世纪前成倍、成数倍增长的情况，从前文援引的一些指标性国家的相应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一些眉目。

我理解童先生所说的平行、对等、平等是指权力与权利在法律中地位或重要性相埒。中国历来就有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在共产党的政治语汇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更是标明权力只是服务性的，是人民利益(我的理解人民利益集中表现为道德与权利)的附庸，用童先生的语言应是附随型的，而不是童先生坚持的平行型的。

或有些微不足，拾遗补阙，能更趋完美。[5]我们假定：或者法律中只有权力核心，没有权利核心，(近似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们的物质生活必然拮据。[6] 童先生的以上说法，也有待商榷，照童先生自己的意见，权力并不比权利晚出，甚至还先于权利。双中心说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今天的经济现实，人们常说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力量就是权力使然，这不正好说明双中心说或法权论的正确吗？我们这里要证明的是权力与权利是平行、对等、平等的。所以，权利和权力是当今世界法律生活的两个最基本的事实。总评 童之伟先生是我敬佩的学者，他在法苑深耕三十余载，兹兹念念，为中国法学的自立自强殚精竭虑。

他认为这个概念是凯尔森提出来的，专指第一次制定宪法的权力。法学话语体系建设最关键的课题应该是形成新的核心范畴，以置换或部分置换一百多年来一直未变的权利或权利义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核心范畴排斥或不承认权力存在的理论架构，充其量具有50%的真理性。[[53]]他显然是把权力放在与权利平行的学科地位加以讨论的。

它表明，权力在法律生活中地位的提升是全球性现象。但是，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法理学在总体架构上无法给权力留位置，且在无力自圆其说、合乎逻辑地借助欧美的传统说法将权力解说为权利的一部分。

童先生自述其原由：起初我也曾认同过当时盛行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系统解释法现象的法理学，但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深感权利义务理论完全不足以解释宪法现象和公法现象，不得不花了相当工夫探寻既可解释私法现象，又可解释宪法和公法现象的法学基础理论，本文所称的法权说正是这个探寻过程的产物。(当然，法律以权利为中心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但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迫使中国放弃祖宗成法，几乎全盘西化，把道德为本逐出中国法律，以致我们现在的法律对道德败坏几近于无法可依。但是，权力在法律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带来生产力的飞速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这样的权力核心论或中心论对国家的富强有多少益处呢？反之，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个人权利的重视，由于权利本体论在法学中的勃兴，中国经济一飞冲天。

[1]这即他所说的平行型权力，它与权利在法学中的地位是平行的，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构成法学的核心范畴，亦即他的法权论的核心。退一步说，就算童先生的以上说法适合于西方，却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几千年前早就有了主要体现权力的法律了，最著者数《周礼》[8]，虽有礼仪规定，但侧重于官制设置，且带有宪法性质，为万法所宗(所谓一准于礼)。

《宪法》第3、第4章共87条9433字，约占宪法条款的61%，文字量的54.5%。形成自己特有的核心范畴，是一个学科的一般理论自立于一般理论之林的必要条件。

但中国有那么多的法律，是不是权力在其中都占有显著的位置，如果不是，是不是权力的重要性、根本性、基础性就打折扣了呢？ 童先生认为20世纪以前，权力在法律中的体量是很小的，这和国家掌握的公共财产密切相关。于此观之，你还能说权力与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及重要性是平行、对等、平等的？ 还有，单纯的以权力概念在法律中的占比来说明权力的重要性、核心性甚至本体性，是不是太形式化、表面化、随意化？如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一部法律或一国法律中很少甚至没有权力概念，那么权力就不是法律的核心范畴了？我们还可以作一些引伸，如果今后某一概念在法律中大量增加，是不是这一概念就成为法律的核心范畴？如果某一概念在过去的法律中是核心范畴，在以后的法律中把它稀释甚至清除了，它就不再是法律的核心范畴了？这些可都是有现实的历史事例的，如童先生所说，资本主义早期权力对法律的介入较少。

于私而论，对童先生的质疑，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学、问，学、问，于斯乃进。同理，西方法律一直以权利为中心，道德却难入其门，你不能说只有权利是中心，道德却不是。倘若此论成立，不仅是中国法学界的绝大贡献，在世界法学之林中亦将占有卓越的位置。不言而喻，权力在中国法律中的核心地位就凸显了。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力 权利 童之伟 。那么确定这种地位或重要性的标准是什么？我想首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

在W.N.霍菲尔德（1879-1918）的著作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比较含糊的，甚至有将权力视为权利一部分的倾向。试想，如果没有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对私有产权的保驾护航，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成就？)相信童先生法权论的人会辩解道：法权论不是否认权利为中心，而是要加上权力为中心。

这一理论，涉及到法学基础的根本改变，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在中国则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官宣，何言财富集中于国家手中只是现代之事，何言权力体现于法律到现代才显著。